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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与否，这是大人们要考虑的事，但不是今天中国问题的关键。学术上有争论，是好事，能够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嘛，会促进学术研究旺盛。可是在虚弱的中国，过多地拘泥于皿煮式的讨论会削弱中国仅存的一点力量，这是我一直认为需要集权的原因。集中一切权力，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发动民众，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才有出路。学良的看法是，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好制度，就应该拥护，就应该推行。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学良会坚持这个标准不动摇。”
天地良心，他是看到胡仁源发白的头发，这才想到自己的年龄优势，才好意思说出“让大人们来考虑”以避过直接表态。实施君主立宪到底好不好？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多年，是有其根本原因的。中国地大人多，儒家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远比松散的联盟来得有力量也更有效率。
到清朝中叶中国还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只是到了近代因为思想上的落后才导致国弱民穷的结果，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君主制度。要说制度不好，日本同样有天皇制度，为什么人家可以一跃而起？就是到的领导时期，还是要遵循皿煮集中制的原因治理国家呢。
至于评价“帝制”这个现在的热门话题，其优劣也不在制度本身，而是经过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宣传，清朝帝制已经成为臭狗屎，大家都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此。因此，多数反对者，大都认为袁世凯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才起而反对。
到底对不对，“三个有利于”真的是评价的最好指标，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后世中国改革开放的舵手用他几十年的政治睿智凝炼出来的历史答案，又岂是区区一个文人黄侃可以反驳的？
在黄侃的惊讶下，在北大学子们的敬佩中，在朱光沐的追星一般的目光中，张汉卿第一次感觉到肩上的重任。立一身而寄中华，能不能做到这三个有利于的目标，是评价他穿越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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