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的时候,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
为此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入,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当然这三百万石米是走常平仓的账目,而广惠仓的因为王静辉的缘故而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出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一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起反对。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现在司马光和曾公亮又老调重弹,皇帝赵顼的脸上自然不会好看,王静辉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均输法是好的办法,不过就是执行它的官员心太黑了些,主持此事的官员叫薛向,这和他的老搭挡薛向之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其操守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王静辉没有费多少功夫,手上便掌握了一大堆这家伙贪赃枉法的证据,薛向的老家田产在最近的半年里面暴涨了三四倍,靠他的俸禄就是再过十年他也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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