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一部《公羊传》，御史老爷们拼命从里面寻找微言大义，以便罗织苏轼谤讪朝廷的罪名。说苏轼诽谤的新政已经远远不够了，审讯者所想要的是将此狱锻炼成诽谤皇帝的重罪，虽然宋朝祖制不杀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为此，苏诗中所有涉及“龙”字的诗句，都被反复追究，上挂下联，审讯者的想象力居然大到这样的程度，苏轼有首咏老松的诗，其中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其实无非是说松树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审讯的御史老爷却认为这是影射，讲蛰龙的实际用意就是蔑视“飞龙在天”的皇帝，绝没有一点让*时期的专案组专美于后的意思。
当街议论朝政是非的事情他是绝对不肯去做那样的傻事的，那些事情是由发高烧的书生们去做的，他只需要打打黑枪就行了，对此王静辉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绝对不会内疚，毕竟有命才能去革命嘛。王静辉想当苏偶像，但不想和他一样的下场，所以在这方面格外注意，毕竟受到中国历史的熏陶，对御史台这些皇家御用的文人“狗腿子”心中是充满了畏惧的心理。
他考虑再三后展开纸筏给赵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向赵顼陈述今后商务印书馆将会大量刊印大宋文人的书籍，这中间肯定会有些人借着出版书籍的机会来阐述自己对朝廷各项政策的评价，所以也就难免有些冲撞朝廷的事情发生。王静辉向赵顼提出希望朝廷能够派几个文职官员到商务印书馆来，以便评价其出版的书籍是否合乎朝廷的法制，商务印书馆愿意承担这些朝廷进驻官员的薪水。
由于此时宋朝还没有*的事情发生，苏偶像的“乌台诗案”也是十几年后才发生的事情，熟知历史的王静辉认为此时宋朝的书呆子们还没有把御史台的潜在威胁放在眼里。所以他在信中向赵顼又详细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大宋这样宽松的政治条件下，要想在朝堂之上干掉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的文章中去寻找那些犯逆的词句，这样做方法简单易行，而且绝对会让对手置于死地而不是有流放外地这样的便宜事……接着他又把这样的设想再次放大，在信中把苏轼的案件以虚拟的手法写出来，以此来增加说服力。
信是写好了，不过王静辉这才发现自己又犯了一个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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